本土化:由兩個亞洲城市說起 ——台北與首爾

葉蔭聰﹕ 本土化:由兩個亞洲城市說起 ——台北與首爾 2007年1月8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2006年結束前,最令曾蔭權驚訝的政治事件,可能不是梁家傑會拿到競選特首的入場券,而是保衛天星運動。

中環填海工程遭到市民強力反對,令曾蔭權驚訝的,大概不是有市民進入工地阻止工程,否則官員不會這麼大意,讓規劃及諮詢過程裏的醜聞一一暴露於公眾眼前,當中的政治問題一直是政府致力隱藏及壓抑的,至於文化保育問題,政府更覺得可有可無,無關痛癢。怎知卻由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的運動,演變成一連串政治問題,運動矛頭由何志平及孫明揚開始,一直指向曾蔭權。

有人把事件閱讀成香港「政治化」的又一例證,可是,很少人會問,什麼「政治」?近幾星期,不少論者有意無意間,把「政治化」怪罪或歸功於反對清拆碼頭的年輕人,突然,許多正面或負面的帽子到處飄,什麼「激進主義」,什麼「新社會運動」,什麼「典範轉移」,我無意再在這裏爭論應該為這群年輕人冠以什麼名堂,我倒想反過來問一下,從事件中,我們看到特區政府是怎樣的政府?

事件的起因,是政府要進行中環填海工程,為什麼要填海,官員說是為了交通,為了城市基礎建設,但仔細一點看,不盡是為了交通,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填海區是新的中區海濱長廊。可惜,我們的政府官員竟然一直不敢告訴我們,新的海濱長廊有多好,有多美麗,就跟當年的西九龍天幕一樣,我們的官員不敢跟市民爭論城市美學。

由殖民地時代開始,香港的統治者便愛上這個維多利亞港,權力的文化標記盡在維港海傍,特別是中環。今天逐漸被工程侵害的愛丁堡廣場及其建築群,便是二次大戰後殖民者建立起來的新海傍。大會堂與皇后碼頭,以及被拆個稀巴爛的天星碼頭,當年是殖民者的新時代標記,象徵現代文化的外衣,所以,這三幢建築的風格與殖民地早期的截然不同,採取現代主義風格。戰後出現這樣的空間,可說是港英政府現代化及官方本土化大計的前奏。

曾蔭權不愛空間及建築美學,卻偏愛殖民政治的美學。今天,他作為新的統治者,當然想有新的海傍,就像當年的殖民者。

政權是城市重要的建造者,破舊立新,建立文化標記,從古到今亦如是,只是所生產出來的形象與意識形態,以及建造過程有很大的轉變,我們不妨以香港附近兩個城市作對比。

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台北

90 年代陳水扁當過台北市長,他挾大量選民的支持,以為真的可以大力改造台北市,掃除他不喜歡的歷史痕。結果,他的失敗亦因為此,他任內強行清拆十四及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一個存在多年的違建社區,有人說他要清除區內的老兵及外省人,他又廢除歷史悠久的台北公娼,這兩項工程皆惹來強烈的反抗運動,大失民心。

他的繼任人馬英九學乖了,不只不敢亂拆建,還招攬龍應台當文化局長,任內進行了多項「活的歷史保存」,例如西門紅樓成為劇場空間;至於龍應台撰文討論過的紫籐蘆,既是茶館,又是民間組織,亦是歷史古蹟,更是社區空間;政府甚至接受進步規劃者的構想,保存一個名為寶藏巖的違建歷史聚落,就像當年香港的調景嶺。市政府不單不敢拆房子,她要推行任何新的事物,皆與市民及公民團體作非常審慎與仔細的商議,例如,台北市推行垃圾分類回收,市長馬英九便親身到訪過每個社區,向市民講解溝通。

再看遠一點的南韓,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拆大量具有大韓民族的象徵意義的建築,包括景福宮裏不少宮殿及城門。90年代南韓民主化,民選總統金泳三上台,有一雪前恥的威勢,也為了鼓動支持自己的民族主義,「恢復民族的驕傲和力量」,於1996年拆除朝鮮總督府。

李明博的南韓首爾

不久,金泳三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卸任下台後,他帶起的這股消滅歷史的風氣,並無法持續。2002年,李明博成為首爾市長,他任內的重要政績是清溪川的復修與整治,清溪川曾是市中心一條河流,流往漢江,在50至60年代因為城市發展,被高架公路覆蓋成為暗渠。李明博30年前任職現代集團時,參與埋葬這條溪水的工程,30年後,他卻要動用市政府的力量,重現這條溪。李明博雖然年青時是學運分子,但他長年是企業界中人,然而,他有關復修清溪川的想法,卻是來自民間環保組織的。由於涉及清拆大量攤販商店,爭議很大,市政府開了4200次說明會,李明博親自與市民對話743次,花了3年時間完成,成為首爾重要及有趣的公共空間,首爾市亦因為這項工程,拿了威尼斯國際雙年展的最佳行政機構獎,李明博亦成為下屆總統大選的熱門候選人。

我不知道,「天星事件」會否讓香港政府拿到「最差行政機構獎」,但是,我知道,曾蔭權會是下屆特首,我也知道,就天星與皇后碼頭,或中環新海傍的設計,曾蔭權也好,孫明揚與何志平也好,沒有跟市民作過任何一次面對面的對話,因為政府連是否清拆天星及皇后碼頭,也從來沒有諮詢過(只諮詢過填海工程),但很不幸,我們的政府卻說:已諮詢了全香港市民。

為什麼台北與首爾能?香港不能?這三個城市其實都是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以戰後急速的經濟發展著稱,成為經濟發展主義的代名詞;但今天,很多人意識到,急風暴雨式的經濟發展,長遠來說,既不可能,亦不可取。在民主化過程中,在社會運動的洗禮後,台北與首爾的市民以至執政者明白到,一個城市要打造形象,要開放文化,但不能是浮誇的國際化或全球化,不能只做經濟動物,不能永遠「打倒昨日」,而是要學懂細心認識自己的文化,回望自己的歷史,關懷城市中各種不同的社會及社群生活,節制「破壞性創造」的資本,執政者更要放低身段,不能掛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嘴臉。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一種具反思能力的現代經驗。

愈來愈多香港市民已走進這股遍及亞洲的本土化浪潮,投入本土歷史保存,提出民主參與規劃的呼聲,但曾蔭權政府只能偷偷搗鐘樓,忘記下跌中的民望,帶屢創新高的恒生指數,往北京領受讚許,繼續捧「經濟城市」的金牌沾沾自喜,他離「香港本土」愈來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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