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與當代 ––後後九七的香港社會與藝術行動 — 劉建華
(為上海moca《地軸轉移-香港藝術家對香港回歸十周年的回想》展覽場刊所寫文章)
“Local Action” and the Contemporaneity of Art in Post-Post 97 Hong Kong(English Abstract) — Jaspar LAU Kin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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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规划体现民主精神 刊登于8月14日香港《苹果日报》论坛“探针”版 美国 楚寒
在最近保卫皇后码头的抗争事件中，本土行动提出了对香港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诉求——“参与式规划”。这个带点学术味道的词汇，让“走入群众”的发展局局长听得一头雾水，也让关注皇后码头事件的香港市民颇感新鲜。 其实说白了，他们所要求的“参与式规划”，就是让普通的香港市民，也能参与到过去那种完全由官方、专家和商人所主导的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在进行任何城市规划的时候，必须让普通市民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的声音拒之门外。 董去曾来，香港政府在施政上开始转向“强政励治”。这其中最显眼的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工程建设，像中环新海滨的海港和商业中心规划、天星码头旁的商厦建筑群兴建方案、西九龙的文娱艺术区建设规划、添马舰的政府总部大楼兴建计划等等。香港人目睹了老建筑一个个从眼前消失，新工程不断地拔地而起，整座城市的面貌正日益发生着变化。但是香港民间发出的诸如“保育文物古迹、留住集体回忆、保存公共空间”的声音，在政府的强势“发展”面前非常微小、非常脆弱。 这些工程，政府对有关它的选址理由、经济效应、环境影响、永续发展等事项的评估，并没有完全公开透明地听取学界、传媒、民间团体和普通市民的意见和质询，没有将各种不同的方案和争议充分展现在公众面前，更别说作为决策过程的必要步骤。这次的皇后码头迁拆争议，政府所谓的咨询只对少数的专业团体，并没有面向广大的市民大众。也就是说，对香港的城市变化，市民没有发言权。 城市规划之所以是重大的社会决策，在于它将对城市的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文物保育、文化历史、人文记忆等诸多方面产生长远影响。普通市民要承受城市规划的所有后果，因此他们的感受和立场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市民的各种疑虑需要在事先得到解释，各种专业性的意见和非专业性的愿望和要求都应当有充分的表达渠道。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城市规划的决策权不应该在政府长官手里，也不应该在商界财团或专业阶层手里，而应当在那些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求生存、过日子的普通市民手里。城市规划的决策获得通过需要征得市民的认可，这是基于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民主政治的主体，实现自身权利的表现。 西方国家自1960年代以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和民权运动的影响，城市规划日渐注重公众的参与，逐渐从政府导向为主到“以人为中心”。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市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在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让广大的城市市民参与规划的编制和讨论．规划部门必须听取各种意见并且要将这些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规划决策之中，成为规划行动的组成部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城市规划的理念上，不应当由政府及财团主导的“发展”压倒一切，去代替市民作主，而应当向国际标准靠拢。 香港城市规划的决策过于封闭，以致于民意被挡在门外。一个告别殖民地时代已经整整10年、一个正在走向民主的社会，应当改变这种决策方式，让市民参与进来。因为这一代的香港人有权利，决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 2007-08-10
e-mail：gewei1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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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规划体现民主精神
刊登于8月14日香港《苹果日报》论坛“探针”版
美国 楚寒
在最近保卫皇后码头的抗争事件中，本土行动提出了对香港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诉求——“参与式规划”。这个带点学术味道的词汇，让“走入群众”的发展局局长听得一头雾水，也让关注皇后码头事件的香港市民颇感新鲜。
其实说白了，他们所要求的“参与式规划”，就是让普通的香港市民，也能参与到过去那种完全由官方、专家和商人所主导的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在进行任何城市规划的时候，必须让普通市民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的声音拒之门外。
董去曾来，香港政府在施政上开始转向“强政励治”。这其中最显眼的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工程建设，像中环新海滨的海港和商业中心规划、天星码头旁的商厦建筑群兴建方案、西九龙的文娱艺术区建设规划、添马舰的政府总部大楼兴建计划等等。香港人目睹了老建筑一个个从眼前消失，新工程不断地拔地而起，整座城市的面貌正日益发生着变化。但是香港民间发出的诸如“保育文物古迹、留住集体回忆、保存公共空间”的声音，在政府的强势“发展”面前非常微小、非常脆弱。
这些工程，政府对有关它的选址理由、经济效应、环境影响、永续发展等事项的评估，并没有完全公开透明地听取学界、传媒、民间团体和普通市民的意见和质询，没有将各种不同的方案和争议充分展现在公众面前，更别说作为决策过程的必要步骤。这次的皇后码头迁拆争议，政府所谓的咨询只对少数的专业团体，并没有面向广大的市民大众。也就是说，对香港的城市变化，市民没有发言权。
城市规划之所以是重大的社会决策，在于它将对城市的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文物保育、文化历史、人文记忆等诸多方面产生长远影响。普通市民要承受城市规划的所有后果，因此他们的感受和立场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市民的各种疑虑需要在事先得到解释，各种专业性的意见和非专业性的愿望和要求都应当有充分的表达渠道。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城市规划的决策权不应该在政府长官手里，也不应该在商界财团或专业阶层手里，而应当在那些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求生存、过日子的普通市民手里。城市规划的决策获得通过需要征得市民的认可，这是基于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民主政治的主体，实现自身权利的表现。
西方国家自1960年代以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和民权运动的影响，城市规划日渐注重公众的参与，逐渐从政府导向为主到“以人为中心”。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市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在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让广大的城市市民参与规划的编制和讨论．规划部门必须听取各种意见并且要将这些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规划决策之中，成为规划行动的组成部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城市规划的理念上，不应当由政府及财团主导的“发展”压倒一切，去代替市民作主，而应当向国际标准靠拢。
香港城市规划的决策过于封闭，以致于民意被挡在门外。一个告别殖民地时代已经整整10年、一个正在走向民主的社会，应当改变这种决策方式，让市民参与进来。因为这一代的香港人有权利，决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 2007-08-10
e-mail：gewei108@gmail.com